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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虽未建成，人类渴望沟通、理解、探索和超越的欲望却从未破灭。这里又将是前赴后继一群人。 公元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八日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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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 校园的一段小插曲 - [思索之地]
我曾经提出一个自己特别喜爱的理论:我们的大学教育被完全颠倒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却被要求学习许许多多的基础课程，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在家里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洗地板—结果，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研究工作。甚至他们的假期，也必须用来挣更多的钱。等他上了年纪以后，他的学习负担减少了一半，他的日常文书工作都交给助手去做—但他的薪金却增加了一倍。到那时候，他通常不再做任何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桥牌水平或园艺技术。受人尊敬的罗马语权威学者皮茨奥先生赞同我的上述看法。他说，这些指控包含了不少真理的成分，但他认为，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要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为此，他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大约30年前，一个名叫塞吉拉的年轻人成为某个南美国家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不久之前，他的父亲在这个国家资助了一次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塞吉拉过去一直是一个到处寻欢作乐的纹绮子弟，但是，令人们颇为吃惊的是，他走马上任后，马上变成了一个认认真真的改革者—真像是一位拉丁美洲的哈钦斯。他很快就开始想方设法进行改革，据皮茨奥先生说，这所大学接到了许多改革措施的建议，最后决定 采取量才择优录用的办法。于是，他迅速发布了下面的管理办法。 每年6月，学校全体教员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向他的直接上司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竞争考试。考试由一群公正无私的美国教授组织并进行评分。(塞吉拉校长告诉皮茨奥先生，之所以选择美国教授。目的是让教员们行贿的代价变得更高。)挑战者只要在竞争考试中取胜，他就与直接上司交换工作岗位，并相应地调整薪金水平。因此，一位有才华的研究生在连续几年里，可能先后变成一位助教，一位讲师，一位副教授，直到一位教授。 这个管理办法公布后，在校园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一些年长的教员非常不满，他们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校长的职位不在竞争之列。不过，大部分年轻教员都对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皮茨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管理办法在9月份正式公布执行，实施的第一年就产生了非常理想的效果。物理学家安东尼奥先生特意购买了一副新眼镜，以便能够再次阅读字体较小的著作。经济学家卡丹先生过去一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经管一家面条厂，而不是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他却请了一位讲师(这位讲师在两年内不能向卡丹先生提出挑战)，专门向他介绍过去15年里经济学领域的新发展。化学系的那位资深教授充分地理解了管理办法的规定之后，遂于12月宣布，出于健康原因，他将于明年6月退休。还有其他几位老教授也紧随其后，宣布自己即将退休。 图书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学术刊物—特别是美国的刊物—都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拿下来，有些人企图借走某个领域的所有现代论著，结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确实，这是改革造成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教员们开始囤积知识。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人讨论自己领域内的学问，除非对方是很有学识的人，而且，能够展开这些例外的讨论，常常归因于欺骗行为，如同归因于骄傲自大。研究生们则深受其苦:菲利波先生把这一年的高级函数理论课程，全部用来评论欧几里得;丹图先生成功地让许多主攻经济学的学生阅读阿尔弗雷德，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著作;理查德先生在他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上，不辞辛劳地专心研究弗朗西斯·培根的理论。 到第二年6月，大家普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有益的。几位教员迅速地—如果说不是太快的话—走向退休。同时有谣言说，那位在考试中失败的、不称职的讲师乔丹先生正打算离婚，他的妻子是系主任的女儿。此时，皮茨奥先生已经当上了副教授。 对这些结果，塞吉拉校长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教师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研究生课程转向空洞的、缺乏时代感的主题，塞吉拉先生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子是，他决定修改管理办法，增加规定:凡是一位学生在每年的竞争考试中取胜，就给他的教师增加5分的奖励(总计为100分)。引入这一项新规则之后，就要求教师们进行仔细的计算和比较：得5分的奖励有利，还是让学生在考试中取胜更重要?经过仔细考虑，一般认为，教授们占了便宜，讲师们吃了亏。在随后的一年，这个办法立即带来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杜尔尼先生同时遭到7个学生的挑战，并且7位学生参加竞争考试的得分都高于杜尔尼先生，但是，杜尔尼先生因此得到了35分的奖励，结果，他反而因为自己考试失败保住了职位。 到下一年秋天，改革带来的另一个预料之外的后果，也变得更突出了。研究生的注册人数猛然下降。学校很快发现，凡是家里能够负担得起的学生，都跑到美国读研究生去了。教授们对这种花招感到非常愤慨，塞吉拉校长也颇有同感，并且发誓，一定要在次年春天修改规则。但同时，一片沉重的疑云在教员中间扩散开来:到外国学习的那些研究生.会不会专门学习将来要考试的问题? 事实很快证明，这些疑问果真很有道理。在美国学习的61位学生中，有46位在次年春天的竞争考试中取得了胜利。事情至此，改革的结果也不像前一年那样受到普遍赞扬了。确实有几块化石正稳步地走向博物馆(有几位老教授逐渐退休)，有几个年轻有为的人走上了更高的岗位(皮茨奥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天文学家斯托诺先生，在竞争考试中竟然败给了他的一个平庸的研究生，这位研究生—和主考官一起—把一年的时间全部用于观察几颗朦朦胧胧的变星。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年轻人伯尼先生也在竞争考试中失败了，原因只是，他熟练掌握的政治理论，没有深人扩展到新英格兰乡镇的详细情况。 现在，塞吉拉校长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不允许学生们出国学习吧，就等于主动让他人批评自己主张地方主义和人才近亲繁殖;允许学生们像这样大量地到美国学习，就等于彻底摧毁了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从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随机挑选出一群教授，来组织学校的竞争考试。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研究生如果打算到外国学习，那么，在5次出国学习中，他会有4次猜错了国家。这次修改果然制止了大规模出国学习的现象，但它本身也遇到了麻烦。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一位社会学家在连续两年的竞争考试中得到了相同的考题，两次考试他都提出了同样的答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第一年考试后，他从斯德哥尔摩得到了一个很不光彩的不及格;第二年考试后，他从美国得到了一份邀请书，聘请他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 随着改革计划进入到第三年，一个更深远的后果也变得不容忽视了，这就是，研究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当然，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一位教师只要知道其他学者正在干什么，就很可能顺利通过竞争考试并获得高分，至于他自己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对于他通过考试没有多大帮助。因此，教员们变得特别注重博览群书，同时也特别缺乏进取精神。有几个突出的例外，表明了这些规则带来的间题。特里斯皮先生坚持不懈地、深入细致地研究果蝇，结果，他在两次竞争考试中都败下阵来。拉博诺先生终于完成了关于南美史的七卷本巨著，但是不巧，他在竞争考试中遇到了有关十字军的间题，结果也得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 又过了一年，又有几个刻苦、认真的教员在考试中失败，这就迫使塞吉拉校长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人们的劝说，塞吉拉先生终子被说服，他又发布了一项新的修订规则:任何教员发表一篇文章，可以得到2分;出版一本书.可以得到7分。他本来希望把这项奖励政策限定于教员们当年发表的论著，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十分强烈的反对。即使是年轻教员，也抱怨有效期不确定会带来有害的影响。教员们指出.发表论著是需要时间的—或许，甚至需要两年以上。于是，塞吉拉校长被迫妥协，同意将教员们在前10年出版的论著都包括在内。 现在，教员们的算计变得更加复杂。是写一本书(得7分)，还是培养一个能在竟争考试中取胜的学生（得5分）?写一本书可能濡要3年时间，可是，此后的每一年都可以得到7分，而培养的学生最终可能离开学校。最后，不同的教员得出的结论也是各种各样的。西莫尔的父亲拥有一家出版社，他在新规则实施的第一年里立即出版了两本著作，而且，鉴于他父亲在出版界影响很大，结果，对这两本书的大部分评论都是中性的。政治科学家布罗哲有一本书已经印出了校样，即将出版，但却被他撤了回来，他将全书的19章分别变成19篇文章发表。不过，比起卡丹(Cardan>先生来说，这些都投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卡丹先生干脆将阅读参考材料出版了一本书。不过不管怎么说，研究工作多少有些恢复。 据皮茨奥先生说，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两件事，只要塞吉拉先生的不稳定的政治基础允许的话，这样一连串困难而充满希望的修改，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一件事情是塞吉拉先生突然领悟到，像这样拼凑起来的规则，正在逐渐湮没改革的整个目的。在紧接着的下一个年度的竞争考试中，有4位教授本来应该退休，但是，他们在前些年的著述挽救了他们，使他们重新登上学术带头人的宝座。从这一点上，塞吉拉先生对上述观点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针对这些情况，当然可以研究采取一项新规—可是，谁知道新规则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事实证明，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更具有决定意义。塞吉拉先生觉醒后不久，很快就收到了南美最好的大学寄来的一份邀请书，请他去当校长。邀请书中写道:他的创造性和事业心已经享有国际声誉，他的试验取得的成功表明，他需要一个更大的用武之地。塞吉拉先生接受了这个新职位，不过，这次升迁更像是一次避难。 我们想知道的是，塞吉拉校长此后会怎么徉?学校会怎么样?皮茨奥先生向我们保证说，塞吉拉先生将会变得像他的名声所允许的那样保守。量才择优录用制度怎么样啦?最终，人们只增加了一项修改规则:如果一位教员收到了另一所大学的邀请书，那么，他将得到一个永久性的奖励分数，只要系主任认为合适，随便奖励他多少分都可以。
哈耶克: “依赖效应”的臆断 - [思索之地]
一百多年来，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批评一直借助于这样的论点:只要能合理地组织生产，根本就不会存在什么经济问题。西方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们不是正视由稀缺引起的问题，而是倾向于否认稀缺的存在。自圣西门主义者以降，他们一直在主张，生产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有分配问题了。不过，不管在我们看来这种主张最初被提出来时就显得多么荒谬，但是当现在又有人老调重弹时，它却仍然有一定的说服力。 这种陈腐的主张的最新形式，就是加尔布雷思教授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所鼓吹的东西。他试图证明，在我们富足的社会里，重要的私人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迫切的需要不再是进一步扩大商品的产出，而是增加由政府提供的(大概也只能由政府提供)各种服务。虽然自从他的书在1958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过对他的中心论题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评价。 我相信作者会同意，他的论点的关键是该书第九章所解释的“依赖效应”。这一章的论证以一个声明为起点:在现代社会里，仍未得到满足的大多数需求，都不是个人在一人独处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感到的需求，而是由一个使他们得到满足的过程创造出来的需求。因此他认为不证自明的是，它们不可能是一些迫切或重要的需求。这个关键性的结论看来完全是一种臆断，人们就会看到，该书的全部论证会同它一起垮掉。 论证的第一部分当然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有人向我们提供各种文明—哪怕是最原始的文化—享受的社会里，我们对这些享受便不会有任何欲望。固有的需要大概只限于食物、栖身之地和性欲。我们学会的所有其他需要，都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另一些人在享受着各种东西。说一种需要因为不是固有的需要，因而不重要，这等于说人类的全部文化成果都不重要。 当然，不能把文明生活中所有实际需要的文化根源混同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以满足为目的的欲望，并不是直接来自对一件物品的使用，而是仅仅来自希望通过消费这种物品所能提供的一种地位。在加尔布雷思教授引用的一段话里，凯恩斯爵士似乎认为，后面这种凡勃伦式的炫耀性消费是与“从无论我们的同胞处境如何我们都会感到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说的那些绝对需要”有所不同的惟一选择。如果把这段话解释成排除了仅仅因为有些食品被生产出来才对它产生的所有那些需求，那么凯恩斯主义的这两个类别当然只是说出了需求的极端类型，却没有考虑到文明生活所依靠的绝大多数商品。从独立于社会环境或其他人的示范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很少的需求是“绝对”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是维持个人或物种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使我们有所行动的大多数需求，都是对只有文明教会了我们其存在的东西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引起了一些如果它们不是为我们的文化遗产而存在我们便体会不到的感觉或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所有美学情感难道不都应算作“后天获得性嗜好”吗? 加尔布雷思教授的结论是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臆断，只消把他的论证用于任何艺术产品，无论它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就可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一样东西没有被生产出来，所以人们不会感到对它的需求，如果这个事实证明了这样的产品没有多少价值，那么人类的努力所成就的全部最高级的产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对加尔布雷思教授的沦证无需作多少实质性的修改，也很容易被用来证明文学或其他形式的艺术没有价值。可以说，从文学若是没有生产出来，一个人也不会体验到对文学的需求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需求并不是他生来就有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因为文学是引起需求的产品，便不能以它满足一种需求为由来捍卫文学生产呢?这里的情况就像所有文化需求一样，用加尔布雷思教授的话说，属于“使创造需求的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在文学被生产出来之前，对于文学绝对不会有“独立决定的欲望”，书籍当然也不服务于“无需过去的消费者提供条件的简单享乐方式”。显然，我对简•奥斯丁、安东尼•特罗洛普或C.P.斯诺的喜爱，并不是“我生来就有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与对教育之类事情的需求相比，这种喜爱不那么重要，岂不荒谬?公共教育学好像历来认为，在年轻人中间培养文学爱好是它的任务之一，甚至为此目的而雇用文学生产者。这种生产者创造需求的行为是否该受到谴责呢?或者说，一些学生对诗歌产生爱好仅仅是因为他们老师的努力这一事实，正好证明了既然“这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消费需求，那么若不是因为有意设置，它的功效或迫切性没有这种有意设置就等于零，从而根本就不会存在这种需求”呢? 这种仿佛从公认的事实中得出结论的表相，是由论证语言的模糊性造成的，由于使用了这种语言，使你很难搞清楚，作者本人是某种混乱思想的牺牲品，还是他在巧妙地运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使自己的结论看上去蛮有道理。这种模糊不清与一个未明言的主张有关，即消费者的需求是由生产者决定的。加尔布雷思教授避免使用任何严格而明确的“确定性”概念。他所采用的说法，如“依靠”，如生产“成果”或“生产创造需求”，显然都是指一些决定性因素.然而他却避免使用明白的语言。不过在他说了那么多话之后，有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对正在生产什么的了解，是决定人们有什么需求的诸多因素之一。以下说法大概算不上夸大其辞:在当代人尚未形成固定习惯的所有领域里，他们都是通过观察邻里在做什么，以及通过观看各种商品演示(实物的或产品目录和广告里的)，才发现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去选择他最喜欢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各种爱好，就像他们的意见和信仰，当然还有他们的大多数个性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形成的。用“生产创造需求”的说法来表述这种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大概不无道理，但是显然不能以这里所谓的环境为由，认为具体的生产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具体的消费者的需求。全体生产者的努力当然都是以这些需求为目标，但是每个生产者能够取得多大成功，不但取决于他在做什么，也取决于其他人在做什么，以及消费者受到的许多其他影响。生产者的这些同时进行但又互不协调的努力，仅仅创造了形成消费需求的环境中的一个因素。正是因为每个生产者都认为自己会说服消费者喜欢他的产品，他才努力去影响他们。这种努力虽然是影响消费者形成爱好的因素之一，但是没有哪个生产者能够从任何意义上“决定”这些爱好，而在需求“是满足它们的过程的被动而人为的结果”之类的说法里，显然包含着这种意思。如果生产者事实上能够随心所欲地决定消费者的需求，加尔布雷思教授的结论当然不无道理。但是说法虽然巧妙，却没有使它变得让人信服，也很难把它变得让人信服，因为它根本就是违反事实的。消费者所得到的选择范围，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是相互 竞争的生产者一起努力的结果，他们要让各自的产品比他们的竞争对手看上去更吸引人，但是每个消费者仍然能够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提供者之间作出选择。 当然，如果对这个过程作更全面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在某些生产者实际上使某些消费者倒向自己一边之后，他们又如何变成了对另一些消费者有说服力的榜样，而这些人又会影响其他消费者。这里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强调，即使消费者只受一名生产者的摆布，由此产生的有害后果不久也会被其同胞中许多有影响的榜样所消除。把这种受别人的榜样影响(或换个相同的说法，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说成不过是从众心理作祟，因而是有害的，当然是一种时髦话语。然面在我看来，通常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不但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它也同加尔布雷思教授的主要观点没有真正的相关性。不过还是值得简单地问一句:即使有些花销实际上完全是因为受从众心理支配，这又能证明什么事情?至少在欧洲，我们一直很熟悉这样一种人物，他为了在服饰和生活方式上维持一种尊贵或优雅的外表，甚至经常让自己食不果腹。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种错误的做法，不过相信这并没有证明，这种人的收人要高于他们知道如果聪明地花钱时所达到的水平。在某些人眼里，功成名就或家财万贯的外表或许比其他许多需求更重要，但是这并没有证明他们为此而牺牲掉的需求是不重要的。同样，虽然人们经常被说服作一些不明智的花销，但相信这并没有证明他们没有另一些重要却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 加尔布雷思教授试图为这一主张，即生产更多商品的需要已大大减少，提供一个明确的科学证明，在我看来他是完全失败了。这种主张里包含着一项要求，它要提出一种为强迫人们把自己的收人用于他所赞成的目的寻找理由的有效论证。这并不是否认在这个陈腐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最新版本里也有一定的新意。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力促我们接受社会主义，理由是它会给予我们更多的商品。由于它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上成就实在令人可悲，于是现在又有人以更多的商品已不重要为由而劝说我们接受它，其目的仍然是逐步增加由权力当局决定其用途的资源的份额，并对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实行强制。因此不必奇怪，加尔布雷思教授的论点受到了英国工党知识分子最热烈的欢迎，他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力，几乎快要取代晚年的凯恩斯爵士了。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国家，人们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明确的社会主义论点，常常对政治派别中的对立双方很有号召力。然而，这大概不过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事实的又一个事例：在这些问题上两个极端经常同流合污。
哈耶克: 头脑的两种类型 - [思索之地]
头脑的两种类型① ①原载Encounter，Vol.45 , September 1975。 哈耶克注:本文发表后有人让我注意一个事实;文中所作的划分与柏林(Isaiah Berlin)先生在著名的《刺猬和狐狸》一文中的划分有一定相似之处。我并未看到这一点，但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如果那时我就知道这种情况，我肯定不想和自称知道许多事的“狐狸”相比，我是“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 多年以前，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科学思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此后我便怀着越来越大的好奇心，一再对它们进行观察。我总想说出它们的区别所在，但是由于这种说明可能有自我中心之嫌，使我一直迟疑不决。我对这件事的兴趣，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本人代表着不合常规的类型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因此要想谈论这件事，难免就要大谈自己，那看起来肯定像是在为不合认知标准的行为巧作辩解。不过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承认这类研究者所能做出的贡献，有可能为高等教育政策带来重要的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就此作点说明，或许可以服务于一些有益的目的。 对于伟大的科学家，存在着一种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错误的老生常谈:他首先被认为是他那门学科中完美的大师，他总是能够随时掌握自己学科的全部理论和所有重要的事实，随时可以回答他所属领域中的一切重要问题。这种完美的人可能并不存在，不过我确实遇到过一些十分接近于这种理想境界的科学家。我相信，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他们本人应当达到的目标，并且时常为没有入此境界而苦恼。这也是我们认为值得称颂的一类人，因为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他们发挥的作用。大多数杰出的解释者、最成功的科学教师、作家和演说家，以及才华横溢的论辩家，都属于这类人。他们对自己的学科了如指掌，不仅清楚自己的见解，而且熟谙古往今来别人的各种理论，故可作出明晰流畅的解释。无可怀疑，这些在知识现状方面公认的大师，也包括一些最具创见性的头脑，但我拿不准的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是否真正有助于创新。 我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和最要好的友人，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学者。他们的成就使他们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名望，对此我绝不敢望其项背。在关于我们科学现状的几乎所有问题上，我认为他们都比我这种人更具有提供信息的才能，在向外行人和年轻学子解释某个学科这件事上，他们的说明要比我所能做到的更易于理解，因此对未来的从业者会有更大的帮助。不过我打算加以辩解的是，在各研究机构中，也应为另一种类型的少数头脑古怪的人留出一席之地。① ①这种对比的第一个令我惊奇的例子，是庞一巴威克和维塞。见到前者时我还是个孩子，他显然是位“自己专业中的大师”;而后者，即我的老师，在许多方面都像个困惑型的人。熊彼特—又一位“自已专业中的大师”—也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他:“进人维塞的知识世界的经济学同僚，立刻会发现自己进人了一种新的氛围。他仿佛进入了这样一间房子，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和它相似的房子，里面的摆设和家具也奇怪 而不可思议。没有任何作者像维塞那样，几乎同别的作者无关，基本上只有门格尔是个例外.但那也仅限于他的一个建议。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经挤学同僚不知如何看待他的著作。在他的知识大厦里，所有的东西，甚至他说过的那些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全是他的个人财产。”(引自维塞70岁生日时一份维也纳报纸上的文章，我为他去世而写的悼词中曾作了更长的引用，作为他的Gesammulte Aufsatze一书的序言重印。) 我在私下的谈话中，习惯于把公认的标准型科学家称为记忆型。这多少有些不太公平，因为尽管他们的才能来自一种特殊类型的记忆力，但是还有其他类型的记忆力。因此我在这里将这种类型的人称为“自己专业中的大师”( master of hi subkect)。这种头脑能够储存他所谈到或听到的特定事物，那常常是表达某些观念的特定词语，而且他能够长期保存。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至少是我十分年轻时的经历，我知道一个人有可能缺乏这种能力，尽管他对孤立的事实可能有很不错的短期记忆力。我这里主要是指在年终考试前的几周内，把一年所学但又从未写过作业的几门课程，突击式地复习一下全部要点，以便完成中学学业，得到进人大学的机会。但是，这些很快得到的知识，也会同样快地被我忘掉。对于一些复杂的论证，我从来不具备长期记住其前后步骤的本领。我也无法记住那些有用的知识，除非我能把它们纳入自己熟悉的观念框架之中。 我在同那些效率更高的学者在一起时没有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是因为我明白，我所想到的无论什么新见解，都要归功于我不具备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常常记不住那些胜任愉快的专家们据说了如指掌的事情。我所得出的无论什么新见解，都是我付出痛苦努力重建论证的结果，而大多数称职的经济学家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复述这种论证。 那么，既然我自称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我个人的知识基础又是什么呢?显然，它不是建立在对具体的论述或证据有出色的记忆。一般而言，我对于自己读过的一本书，或听过的一次课，就算它们和我本人的专业有关，一般而言我也无法复述它们的内容。①不过，这些就算我刚刚读过或听完也无法复述其内容的著作或授课，确实经常让我获益匪浅。事实上，假如我试图记住这位作者或教师的话，那么它们所能带给我的好处就会丧失大半，至少就那些我已经有所了解的题目而言，情况确实如此。还在做学生时，我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尝试—只要我一这样做，我的理解力便戛然而止。我从聆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获得的，是它们改变了我本人观点的色彩。我听到和读到的东西，并不能使我复述它们的思想，而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我不会记住它们的观点或概念，而是对我本人的见解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作出修改。 ①一位40年来经常讲授经济史且以此为乐的大学教师说出这样的话，未免像奇谈怪论。我对于以往研究者的著作，当然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我也喜欢去想象他们的生活和个性，尽管我并不幻想这会有助于解释他们的科学信念。我相信我在授课时，通过讨论他们对另一些人的作用，恰当地说明了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不过我向学生讲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从这些作者那里学到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自己主要思考的东西—这两者往往十分不同。 这种汲取知识的方法的结果，或许可以将它比作一幅合成照片的模糊轮廓而得到最好的说明:把本来十分熟悉的面孔叠加在一起，以便找出一类人或一个种族的共同特征。在这种世界图像中，不存在十分精确的东西。但它提供了一张地图，或是一个框架，人们必须从中找出自己的路线，而无法遵循严格规定的既定路线。我的原料所给予我的，不是我可以整合到一起的一条条知识，而是使我能对现存的结构作些改进。我必须通过观察所有的警示信号，在这个框架内找出一条道路。 据说怀特海(A . N .Whitehead)曾言，“独立思考之前的状态就是头脑糊涂”①。这正是我本人的体验。我记不住在别人看来一目了然的答案，于是我经常不得不为某个在头脑更有条理的人看来并不存在的问题思考出一个答案。存在着这种知识并非十分罕见，这可由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来证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把所学知识忘掉大半的人。这种低下的记忆力，可能正是判断力十分重要的引导者。 ①我同怀特海并无私交，但是根据我对罗素的印象，我时常猜想，这两位合作者(译按:指怀特海和罗素合著《数学原理》一事)是否也是这里所讨论的两种思想家类型的另一个例子。 我倾向于把这种类型的头脑称为“困惑型”，不过，假如将其称为糊涂型，我也不会介意，因为他们在没有经过苦苦思索而得出一定程度的明确知识之前，他们就某个题目的言论往往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他们常与困惑相伴，并且很少能得到发现新见解的补偿。他们的困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无法利用那些可以使别人轻而易举迅速得出结论的现成套话或论证。但是，对一种公认的观点不得不找出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时会使他们发现，习以为常的套话中包含着某些漏洞或隐蔽的错误前提。对于因为对潜在的不合理假设作了看似有理实则含混的措辞转换，因而长期不为人察觉的问题，他们不得不作出明确的回答。 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显然要依靠一个没有语言的思维过程，这种现象虽然不时受到驳斥，但我认为它至少在那些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中间经常出现。对于他们而言，“看到了”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也知道表达这种关系的词语。即使在作出寻求准确语言表达形式的长期努力之后，他们仍有可能强烈地感到词不达意。他们还表现出一种有点儿令人费解的特点，我相信它并不罕见，却从未听到有人对此有所说明: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许多具体想法，可能都是来自某个更具普遍性的概念，他们最初对此并无察觉，只是由于后来他们在处理不同问题的方法上的相似性，才使他们恍然大悟。 自从写了以上内容之后，我又为进一步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而诧异。我在我本人这个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密友，一些我认为最出色的“自己专业中的大师”，我主要是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才形成了这些想法;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主流意见和当时普遍存在的知识时尚，似乎也格外敏感。凡是力求掌握自己那个时代的所有相关知识的人，以及那些通常认为如果一种意见被广为接受，那么它必定有点意义的人，这大概是难免的事情。而“糊涂型头脑”却更乐于执拗地自行其是。我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重大意义，这大概能使第二种类型的头脑免除了对不适合自己思维架构的观点详加探究的麻烦。但仅此而已吗? 假如确实存在着这样两种对知识增长都有所贡献的不同类型的头脑，那么这有可能意味着我们目前实行的录取大学生的制度，也许会把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拒之门外。人们对只有通过了一定考试者方可要求得到大学教育的原则表示怀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理由。在学校里是坏学生、甚至通不过这种考试的伟大科学家为数不少，而儿时在校时功课门门优秀，后来也在知识上表现优异的学生，却并不多见。我认为十分清楚的是，采用目前的原则，事实上使基于对自己的专业有强烈兴趣而治学的人数比例减少了。 我们是否应当进一步增加因为通过了一定考试而得以有权享受大学教育的学生的数量，对此我极为怀疑，同时我也强烈地感到，应当采用另一种办法，把科学求知欲的强度作为决定性因素加以考虑。这意味着自己作出一些牺牲的人也应当获得这种权利。我随时愿意承认，这种愿望的强烈程度，与使这种愿望得到满足的支付能力没有多少关系。用干其他工作挣钱补贴这种学习，可能也不是恰当的办法—这当然不是指那些需要进行实验的学科。在法律或医学类的专科学院，可以用就业后挣钱偿还贷款的办法解决学费问题，但这对那些选择了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 但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作出一定的牺牲;并且凭着这种牺牲，应当给于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把全副精力用于学习某个专业的机会。如果有人自愿发誓过几年半修道院式的简朴生活，放弃按我们目前的财富水平年轻人往往视为当然的许多娱乐和消遣，以此来回报他所获得的特殊机会，而且这的确是由于他本人的努力所得，并不是来自别人对其能力的鉴定，那么他的治学热情便应真正受到重视。这可以使那些只有在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专业时才有可能一展才华的人获得一个机会。 我所设想的是这样一项安排:凡是选择过这种生活的人，可以得到住房、简单的食品以及丰富的书籍之类的必需品，但除此之外，他必须下决心过十分节俭的日子。在我看来，打算在几年的时间里放弃年轻人的一些正常享乐，这同在学校的各门功课上考试过关相比，更能说明一个人有可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用作出这样的个人牺牲来换取学习权利的人，如果他们比因考试过关而人学的人更受同学们的尊重，我并不会感到奇怪。一个大概仍然得到公认的事实是，最伟大的成就和名望皆来自自律者，他们一心追求自己选定的目标，而将大部分其他娱乐弃之一旁—牺牲许多人类的其他价值，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在其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皆不得不如此。 当然，即便是这种制度，一个人是否获得批准，还是需对他在所选专业上的能力有所证明，以及不断有证据表明他在学业上有所进步。我十分乐意看到，那些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一贯忠实地遵守特殊纪律并展示出非凡才能的人，成为享有充分自由的研究生。即使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大多数都半途而废，不是没有完成学业，就是表现得能力平平，我仍然相信这种制度会使我们找到并培养出一些人才，而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样的人才便会流失。我认为，这样吸收进来的这些人，应是任何学术团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做，也可以在擅长考试的人之外，建立起一条使所有的头脑各得其所的神圣原则。
内格尔: 伦理学不需要生物学 - [思索之地]
生物学方法对于伦理学是否有用，取决于伦理学是什么。如果它只是某种伴随着某些情绪反应的行为模式或习惯，那么，可以指望生物学就此给我们大量的指导。但是，如果它是一种可用理性的方法来进行、具有内在的理由和批评的标准的理论探究，那么，试图借助生物学从外部来理解它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同祥，就此而论，为数学理论或物理学理论甚至生物学理论寻找一种生物学的解释，也会是相当无益的。首先，我们对人类思维并没有一种普遍的生物学的理解。第二，它不是一套固定的行为习惯和智力习惯，而是一个通过不断重新考察迄今为止的全部成果而向前发展的过程。一个忙于这样一种无止境的发现过程的人，不可能同时从外部完全地理解它:否则他所有的就会是一种决定程序，而不是一种批评方法。在大部分有趣的学科中，我们都不需要一种决定程序，因为我们需要求得一种更深层的理解，超过由我们现在的问题及其解答方法所代表的认识水平。 就我所知，从未有人提出过一种生物学的数学理论，然而.对伦理学作生物学的研究却引起大量的兴趣。这是有原因的。伦理学存在于行为和理论两个层次上。它作为某种行为模式或对行为的判断模式，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每一种文化和亚文化中，要比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法学家、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福音派改革家对它的理论阐述更加引人注目。不仅伦理学理论和伦理学发现的努力在社会上不如普通的道德观更引人注目，而且伦理学在行为和理论两个层次上的分歧的数量，也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性发现的领域。也许关于它并不存在什么可用理性方法去发现的东西，它只能被理解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社会和心理的特性。那样的话，生物学将可提供一种坚实的基础，虽然心理学和社会学也会是重要的。 在本文中，我想说明伦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这一事实。它的进步是缓慢而不确定的，但是它无论对自身而言、还是对伦理学所采取的非理论形式而言，都是重要的，因为这两个层面是相互影响的。任何时期的伦理学常识都包含着在前一个时代可能是重大发现的观念。现代的自由、平等、民主概念就是如此，而我们现在所迸行的伦理学争论，很可能导致一种现代的人会觉得非常陌生、两百年后却广为传播的道德感情。虽然进步的速度要缓慢得多，这些发展的形式却与革命性的科学发现被逐渐吸收到人类共同的世界观中相似。 而且，像在科学中一样，到了某一进展被广泛吸收的时候，它就被下一个进展所超越，以后的发展就把现在得到公认的理解作为扩充和修正的基础。在伦理学中，这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它们之问的界线并不是很分明的。尖锐的社会政策问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试图对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加以理论化。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进步概念.但是它们对它都没有很好的理解。它假定，作为一个初种，我们是以某些可能具有生物学来源的原始直觉和反应开始的。但是此外我们还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它使我们能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对这些前反思的反应进行评估、分类、扩充，在有些情况下是拒斥。我们研制出测量仪器，取代了用手摸、目测估算尺寸、重量的做法。我们发展了数学推理，取代了对数量的猜测。我们并不固守一种直接从感官产生的物理世界的概念，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物理实在的描绘越来越远离表面现象。如果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对于数和世界没有某种前反思的、直觉的信念，就不可能做到这些事。超出这种信念而取得进步，既要靠具有创造性的个体的努力，也要靠公众的批评、辩护、接受和拒斥。激励人们前进的观念是:始终有更多的东西可被发现，我们现在的直觉或理解，即使在它们的时代值得赞扬，也只是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步而已。 在把这一观念运用于伦理学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差别，即伦理学意味着对行为而不只是对信念的控制。在试图解决伦理学问题时，我们是在试图弄明白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安排我们的社会体制，而并不只是试图得出对世界以及其中的人的更精确的描绘。因此伦理学是与动机相联的。它并非始于有关世界何等模样的前反思观念，而是始于有关该做什么、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对待其他人的前反思观念。它的进步靠的是让这些冲动经受检验、整理、质疑、批评，等等。如在其他领域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个体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以往时代的进步被作为部分包括在后来时代的成员的社会化中，后者可能又取得新的进展。 这样的发展不只是智力的发展，也是动机的发展，而且它不能像某些科学技术的学科那样只由少数专家来追求。因为问题关系到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而答案必须为许多人接受并内在化才能生效，哪怕只是作为一个持续过程中的几个步骤。虽然它们不必在每一个人那里都同样地内在化，这一要求使伦理学成为一门比任何科学都民主的学科，并严重限制了它的进步速度。除了司法体系之类的特殊体制之外，争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少数专家。 此外，把伦理学看作一个合理发展的学科这一观点的前提在于，动机像信念一样，是可以批评、辩护和提高的，换言之，存在实践理性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像休漠以为的那样，推断最有效地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目标的方法，而且可以推断我们应当想要的目标，既为我们自已考虑，也为别人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这样一种推理，是伦理学所固有的。它的进展并不是靠把其他学科所发展的方法运用到这个学科来，也不是把一种解决难题和回答问题的普遍方法运用到伦理学中来。虽然存在某些极普遍的合理性条件，但在任何特殊的研究领域，它们都不会带给你多少成果，不管是分子生物学，代数，还是分配的正义，人们都必须通过思考那个领域，让理性和直觉对它的特殊性质作出反应，从而阐明问题、概念、论点和原则。屡见不鲜的情况是，人们把某一学科的方法看作一种思想准则或客观合理性的模式，然后运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这些方法不是为它而发展的，也是不适用于它的。结果产生浅薄的问题、不具说明性的理论、以及把重要的问题说成是没有意义 的。那些本身缺乏一种完善方法的领域，如社会科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特别容易被这样的思想取代。 关键之处在于伦理学是一门学科。它所运用的方法正在不断地随着它内部产生的问题而发展着。很显然，从事这一活动的人是有机体，关于他们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学到大量东西。此外，他们履行有关反应和批评任务的能力大概也是他们的机体组织的某种功能.但是寻找对伦理学的生物进化论的解释，如同为物理学发展寻找这样的解释一样愚蠢。物理学的发展是一个思想的过程。能使如此迅速的过程发生的人的思想能力，大概在某一方面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一个结果，也许只是一个意外的结果。但是生物进化过程为物理学提供的解释只能是浅薄琐碎的。人类在他自身发现的是一种让他们的前反思的或天生的反应经受批评和修正、并创造新的理解形式的能力。正是那种理性能力的行使，说明了理论的意义。 伦理学虽然更为原始一些，也是同样道理。它是人类让天生的或条件反射的前反思动机和行为模式经受批评修正、并且创造新的行为方式的能力的结果。这样做的能力大概有某种生物学基础，即使它只是其他发展的意外的结果。但是行使这种能力的历史以及不断地反复运用它来批评和修正它自已的结论，并不属于生物学。生物学可以告诉我们知觉和动机的起始点，但是就它现在的状况而言，它与超越这些起点的思考过程并没有关系。 道德要取得某些进步，可能会遇到生物学的障碍。毫无疑问，存在心理学的和社会的障碍，其中有些可能具有生物学的原因。但这并不使它们成为不可逾越的。任何非空想的道德理论都必须承认和对付它们。不过这种承认并不等于接受伦理学有一个生物学基础。它只不过是确认，道德观和文化发展的任何其他过程一样，必须考虑到它的出发点，考虑到它力图去改变的东西的性质。
谁不喜欢年轻的身体?(连载) - [情感]
作者：蓝色花蕾 1. 这句话是<丑闻笔记>里面那个老丈夫对着他的妻子狂吼的时候喊出来的.希芭,一个将近40的美丽女人,陷入了和她的学生,15岁的史蒂芬的恋情.希芭回答她的老丈夫:"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要他!" 2. 3. 隔天,死党告诉我,他想加我.我问：谁? 她说:就是前天见的那个玉面狐狸啊.
4.
5. 我回想第一天和"他"走在街上的情景,天气很冷,我们都把手揣在兜里,两人的距离忽近忽远.有一种欲望,想握住他的手.我说:你的手冷吗?他
有些茫然,伸出了手,他的手很大,我握不住,只能把手放到他手心里.他低下头笑了,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放在他兜里,我的手指触摸着他衣服的质地,手背感
受着他的体温,不想动弹了.
6.
7.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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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勒: 校园的一段小插曲
- 哈耶克: “依赖效应”的臆断
- 哈耶克: 头脑的两种类型
- 内格尔: 伦理学不需要生物学
- 谁不喜欢年轻的身体?(连载)
- 美刊公开罕见911事件图片 场面惊心动魄
- 意甲来了
- 旅行片断3·川北3县
- 旅行片断2·甘南
- 旅行片断1·青海
- heyunn：确实角度很新颖
- eva：伟大的友谊!!!!!!!!!!
- 舒克：Ross帖子居然没人顶啊？ “证据来自东亚国家与非洲国...
- 罚罚：好照片.
- helen：These pictures are very beau...
- gingindini：啊，怎么感觉咱们自己的地盘已经够小众了，没成想，我喜欢最...
- 丹意：每句话都读了，每个字都看懂，可还是不知说什么，毫无共鸣，...
- leoleh：| | 丹意 () | 2007-08-19 14:01...
- 瑜：在甘南那天竟然下雨!!! 还想骑马!~ 总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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